过去，大家常听人说欧洲人英语厉害，美国人固步自封，语言能力低下。我想一个缘由，是由于美国人所用的英语，基本上是一门世界语，全世界通用，所以学习另外一门语言的需要不那样迫切，普通人没必要苦学外语。而在需要学习语言的美国人当中，我发现有些人学习外语能力超强。这种例子在我身边就数不胜数。
大家学校的明迪·汤普森教授，通晓七门语言。过去在俄克拉荷马的学校一个教授格兰·特斯条德（Grant Testut)，据了解会25门语言，包含不少古时候语言。我过去的一位教授芭芭拉·佩尼（Barbara Penney), 也至少会五门语言。而在多语种的欧洲，这样的情况更是不足为奇。这类人如果在中国，早就被封为大师了。
一般让人视作畏途的中文，我在田纳西的朋友谢德华（Edward Short)，中文说得比我还好，还可以用中文写作，播音。即使在偏僻的俄克拉荷马郊外，我有时都能遇见来上门传教的耶和华见证人传道士，他们也能说流利的中文。
极少有多少国家像大家如此，对外语学习这样焦虑。在这个问题上的持续纠结，乃因在这个全球化年代，普通人认同外语的重要程度，但在办法上持续低效。
支持英语退出高考考试的一个非常大缘由，是英语学习占用时间太多，而成效、效率低下，学了等于白学。倘若这门语言学习的效果提升，学习者不感到学而不能的郁闷，恐怕减少英语比重的呼声也不会这么高。从这个角度来讲，在学习方案上，大家应该深思，并使用被实证研究验证为好办法去组织教学。而过去三十年来，在学习方案上，中国英语学习走了不少弯路。英语学习迄今为止，一些以讹传讹的误区还存在。在我看来，至少如下一些方面需要深思：
语言是否工具？说语言是工具，也对也不对。语言确实是交流不可或缺的方法，是一种工具。但不要忘了，语言和思维之间，不单纯是内容与载体这么简单。
文化语言也同样能练习思维,语言能提升思维的灵活性。我甚至看到一种说法，称同意早期教育，且早教机构设置专门语言教育，儿童IQ可提升高达7个百分点（Protzko, Aronson text-indent:2em;color:#000000;">将语言硬性和它所倚赖的思想割裂，纯粹当成工具来学是要不能的。为了凸显语言的“工具性”，不少教育者和学习者都将语言和文化（譬如英语世界的文学）切割开。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错误。不是说学习者日后非得用“文绉绉”的文学语言，但学习时，文学性语言，总是最能体现语言的张力。日后学习者会发现，任何一个行业内（包含政治、会计、商学），内部的“行话”（jargon)和叙述方法都有限，只须基本功扎实也不可以学会，反倒是文学性语言，能体现一门语言最丰富多彩的一面。
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，不少大学的英语系，还是根据“语言文学系”的格局建设。但不久，大家发现，有不少人在抱怨将来又不从事文学事业，为何要学这类文学性强的教程？这种教程和学习技巧，被视作一种浪费。急于求成的教育者开始剥离这种文学性的内容，更多把语言纯粹当成工具。
语言文化是很难切割的，就好比大家没办法想象学语文之去学怎么样看病、等车、购物的“平时用语”，而不去学习古时候诗词歌赋和现当代文学作品一样。能用功能英语是语言文化功底扎实之后的一种结果，而不是一种学习的过程。学生需要阅读很多材料，增加接触，才能学好英语。
去文学化也让学生变成了没文化的学习者。从交流角度看，用母语的人不会感兴趣和一个没办法深入交流思想的人，对其文化毫无所知的人长期交流。即使一个人口语流利，但翻来覆去就那样几句话，没办法深入探讨一个话题，这人在职业上也非常难走远。
听说真有那样要紧吗？那种能读写不会听说的”哑巴英语“导致了一种恐慌，使得读写遭到轻视，“听说”占据上风。
社会培训机构，特别是“疯狂英语”，对这个倾向推波助澜。年轻学子把说一口“流利”的英式英语或者美式英语当成英语学习的一大目的。为了强调听说，一些教育或培训机构重视视听，抨击语法、读写教学。如此的做法剥夺了学习者通过很多读写、增加接触、积累语言素材的机会，使其成为只能流利说几句话，超越了就卡壳了，这事实上这是一种新型的哑巴英语。
从翻译－语法学习法，转向听说学习法, 在美国是战争期间的一种练习的必需。由于军人进入他国，能一些简单的口语交流有时事关生死存亡。外语教学者，包含扶忠汉、俞敏洪都举过例子，称战争期间军人被迫在短期内学习外语，譬如用枪指着脑袋，或是进入敌占区，不会外语不可以，则短期内学习成效都非常不错。
问题是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很不同，短期内长期听说，和长期用外语进行平时工作，其技能需要是很不一样的，后者更需要长期记忆，长期记忆需要深入理解，这种深入理解不能离开很多文字接触，而口语交流中，大家用的词语一直有限的，句式结构的复杂性也是有限的。强化听说教学法强调机械、熟练，需要学习者通过很多替换训练和口头练习，熟练学会一些基本口语交流。这种学习技巧基于行为主义学说，亦即通过刺激－反应来达成学习。自从1960年代之后，该办法在美国深受质疑（Yu, 2012)。而认知科学和建构主义的学习和教育办法，日渐取而代之。
听说当然也要紧，但过度强调“流利”、“标准”，可能耗费过多时间在求全责备的听说上，而不可以把宝贵的时间放在语言学习的其他方面。从我一个人在美国多年的工作经验看来，读写的重要程度甚至远远比听说要紧。一个外国人说话带点口音，只须不影响理解，一般大伙都能同意，但论文和工作中的报告、邮件等书面材料写得差，则直接影响到职业进步，甚至根本就找不到求职机会，由于找工作的时候第一关总是不是面对面交流，而是书面的求职信。
这事要纠正过来，需要恢复到“原生态的学习”，亦即回归到正常语言用的情况，即包含读听说写。我甚至感觉没必要去先强调听说。大家常拿儿童学习语言为例，儿童是在没掌握读写之前就掌握听说的。但大家忘了，儿童学母语，存在很多浸泡（immersion)，是借用总结法学习的。而作为非母语的学习，浸泡时间是非常不足的，需要借用演绎法，一边总结一边很多接触范例，接触范例之后再去总结，这样递进，才能不断矫正大家对于一些使用方法的认知，并弥补接触不足的缺点。在这一过程中，不可以回避语法，不可以回避读写中刻意去用的语言规则。
该如何有效训练？大家一个容易见到的说法，是“书读百遍，其义自现”。这个说法自然有它适当的一面，但其成效则忽高忽低。有些人能借用持续的阅读，形成好语感，但这种人一般也在阅读过程中在大脑中无声无息在概括，形成可推广的模式。机械重复，未必都能形成非常强烈的语感。有些学习者头脑中不可以构建思维框架结构，让接触到的内容归巢就范，成为新的资源，就好比买了一大堆衣服，却随意堆在一块，而没衣橱柜子、一架来分门别类整理一样。
过去十年间，来自认知科学的不少发现，能够帮助大家对于学习方案的认识。譬如大家一般说“熟能生巧”（Practice makes perfect.)一些学生再三阅读同样的内容和材料，期望通过熟知而学会。但训练由于办法上的细微差别，会导致成效上的很大差异。
依据2013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，学生最为常见的一些方案，譬如重复阅读和划线，成效很低下。即使同样的训练，譬如都是一个小时，成效是分成两个三十分钟，中间间隔一段时间，成效好过完整一小时的训练。这种做法，学名叫“分布式训练”（distributed practice).
同样，不少教育者用“过关”的思维，让学生一个技能一个技能地过，一个方面不学会（譬如过去完成时的学习），就绝对不往下面再继续练。不少训练，是将相同种类训练集中一块练（massed practice), 这非但使得学习过程枯燥，而且成效也不好。真的有效的训练，应该是插花训练（interweaved practice)，亦即增加训练过程中的题目的变化。像如此的研究，近些年的心理学研究不少。这种研究成功，我看也在美国的教学中日渐应用，我也期望国内的教学和学习者多些知道。
该如何对待测试？目前“考试”是英语学习中的一个敏锐词。四级六级考试和高考考试，由于对个人前途影响太大，一向饱受诟病。这类考试是“终结性评估”（summative assessment), 计算分数。理想情况下，测试应该可以帮助学习的过程，而不仅仅是作为学习成效的检验。作为反馈、矫正用途的测试，属“形成性测试（formative assessment)。假如从高考考试、四级、六级这种“大考”，转变到无数小测验，则能把测试从“尾巴摇狗”恢复到“狗摇尾巴”的正常状态，让测验为学习服务。
这种测验需要很频繁，能给学生提供反馈，（Dempster, 1997; Roediger andKarpicke, 2006)，甚至可以不需要记分。学习者也可以自己设计测试，譬如借助Quizlet和Brainscape等程序记忆单词，就是借用测试的“测试效应”（testing effect), 提升学习绩效的好方法。这种自己生产测验的办法，也能产生“生效果果”（generation effect)，把学习者从买家转化为生产者，如此更有益于内容的深入吸收。
在教育测试的设计当中，我也期望设计者关注教育的目的和测试效度。换言之，评测的内容，是不是和教育要达成的目的吻合？譬如假如你仅仅要测试记忆力，你可以增加拼写、词语认知的比重。假如你想测试辨析能力和表达能力呢？另外，测试能否有效地、基本上比较稳定地测出你要考的内容，而不是在出现差异的时候，仅仅归咎为学生发挥不正常？
翻译学习技巧是不是可取？过去三十年遗弃的另外一个要紧的学习技巧是翻译。
上世纪90年代笔者学习英语的时候，曾和一个北大英语系的高中同学交流各自的学习技巧。当时北大的基本功练习中，包含翻译和“回译”这种做法。
和语法、读写等办法一样，通过翻译来学习的做法，遭到了听说办法的强烈冲击。现在已经二十多年过去，我也做了十多年翻译，仅文学翻译就做了250万字之多。我深切领会到，我的外语水平是在翻译中提升的。一些文学翻译大伙，譬如翻译家李文俊先生，本来是复旦新闻系毕业的，并不是外语科班出身。可是经过福克纳、门罗、凯鲁亚克等人作品的磨练，他成了当之无愧的翻译大师，为何会如此？由于翻译给人真实的原汁原味的材料，而不是教育者咀嚼出来的人工材料。
这种真实材料和翻译的真实任务，叫人接触到不相同种类型的词语和句型，和它们在真实环境下的应用。翻译者一个字一句话都没办法绕过，在转化为流畅的中文之前，需要翻来覆去揣摩如此的使用方法的意义甚至它的妙处，这给学习者无形当中增添了千变万化不同语境下的学习机会。
而对照译本来学习，也是一条好的路子。丰子恺先生学俄语，就是找俄文原著，对照着中译本读。学俄文9个月就开始阅读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《战争与和平》。开始学习俄语后不到两年时间，开始翻译屠格涅夫的《猎人笔记》。杨绛翻译《唐吉柯德》，是发现从英文法文转译不妥，开始学西班牙文，译中学，学中译。
总而言之，大家上面所说到的各种问题，事实上是把语言从学习者，从自然的语言上引开，带向了人工的、机械的、低效的学习道路上。从哪儿跌倒，从哪儿爬起。新一代的教育者和学习者一方面要“拨乱反正”，回到正路上。另外一方面，也要用新兴的研究发现和工具，提升学习的效率。如能如此，就是英语考试完全退出高考考试，也没办法阻挡学习者进步的节奏。
